艺术遗物的分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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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

（一）绘画艺术品

中国古代的绘画大部分画在缣素或壁面上，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或腐坏和毁于战火，或随着建筑物的毁圯而消失了。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叙述了两汉时期缣帛绘画艺术所遭受的一次大灾难。后世皇家贵族收藏的书画艺术品，其命运也多坎坷，能流传到今天的，已弥足珍贵了。一般来说，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由于绘画材料极易腐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绘画艺术品便非常罕见。陶器、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器物表面的绘画装饰，只是为了美观器物或表达某种含义，应归入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帛画与绢画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龙凤仕女图帛画一般指传统绢本画出现以前的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绘画。目前发现的帛画主要是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物。战国时期的帛画共有2件，均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第一件为1946年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木椁墓出土，绘一女子立于新月形物上，拱手、广袖、束腰、长裙拖地，脑后梳有发髻，头部勾画清晰，细眉明目、直视前方，姿态虔诚；人像之上画一巨大的凤鸟，昂首展翅，华尾上卷，双足前后迈开作奔跑状；在人像和凤鸟的左侧，竖绘一向上浮游的龙，体形较小而细长，身躯作“S”状扭摆，伸首升向天空。第二件是1973年长沙子弹库木椁墓出土，画面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而立，手执缰绳，驭龙而行；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作舟形，其下有鱼，尾端有鹤；男子高冠长袍，手抚佩剑，顶有舆盖，一般被认为是墓主人的肖像，寓意死者在神异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

汉代帛画主要出土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和甘肃武威汉墓中。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的两幅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上部较宽，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丧葬出殡时用的旌幡；画面自上而下分成三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画太阳、月亮、星辰、升龙、蛇身神人等，人间部分画墓主人出行、宴饮、祭祀、起居、乐舞、礼宾等日常生活，地下部分画怪兽及龙、蛇、大鱼等水族动物，多以“引魂升天”或“招魂以复魄”为主题思想。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一幅帛画，呈长方条状，顶部画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衬以祥云；日月之下是象征仙境的琼阁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间部分是墓主等24人的生活场景，有侍从朝拜、歌舞演奏、官吏相迎，以及纺织、问医、角抵等；底下部分是龙和怪兽的图像。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发现盖在棺木上的铭旌，只不过是用丝织品或麻织品为材料的，画面多为单一的太阳和月亮以及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等，有些甚至素面，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等。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了许多绘伏羲、女娲像的绢画。其中阿斯塔那村北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像有二三十幅之多，通常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少数被折叠包好后摆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一男一女，上有日形，下有月形，四周布满星辰。此外，唐代墓葬出土有木框联屏的绢画，多为贵族的生活场景，197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阿斯塔那村清理的三座唐代西州豪门张氏墓中就有发现，其中187号墓出土的绢画，描绘二位盛装的贵族妇女（残缺一人）对弈下棋，左右有亲近观摩、侍婢应候、儿童嬉戏；188号墓出土的绢画以牧马为题材；230号墓出土的绢画是舞乐仕女图，二舞伎四乐伎，左边的一位舞伎保存基本完好，挽高髻，额用红描雉形花钿，着黄蓝色卷草纹白袄、锦袖、红裳，足蹬高头青绚履，左手拈披帛。这些用来装饰墓室的绢画，其功用是替代壁画，表现死者生前的事迹或生活情景。

2.木板画与木简画

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指图画在木板和木简等木质材料上的绘画。两汉时期，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通道，繁忙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线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军民，留下了许多边关遗址和墓葬。由于这一地区常年干旱少雨，以木板、木简为材料的绘画资料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中国古代的木板画和木简画绝大多数来源于此。

现存的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在甘肃居延烽燧遗址和武威汉墓中发掘出土。画面一般由红、黑两种色彩构成，先以纯墨勾勒图像线条，再涂上红色，内容多为反映边关居民的生活情景，如武威磨嘴子53号东汉墓出土的木屋模型，壁面绘有男仆饲狗、女婢喂猪的画面。人物多为身穿长袍、脚蹬黑靴的汉装男女，也有“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形象，如武威磨嘴子东汉72号墓出土的木板画，用墨线画一少数民族人像，有须，披发，左衽，穿短袍，袍下部有缘边，并画出针缝的线脚，中系腰带，袍下露出裹腿，着鞋，左手下垂、右手举起，作招呼状，可能是古代羌人的形象。动物中多见马的形象，1973年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一件木板画，画一匹大黑马栓于树下，以墨线勾出马的轮廓，身体部位用枯墨填涂；1972年居延查科尔帖出土的木简画，画的是一匹官吏乘骑的鞍马；1974年居延破城子出土的木板画，则是一幅车马出行图，残存马车和四匹乘骑的下半部，马皆黑色，乘骑者穿红袍或黑袍；此外，尚有猛虎、鸟雀等形象。这些木板、木简画，画法简略稚拙，造型也不是很准确，可能出自当时驻防将士的手笔，在艺术表现力上有不少的欠缺。

3.卷轴画

卷轴画是由简册和屏风画这两个源头衍生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以立轴和手卷为基本形式。作为中国书画主要种类的卷轴画，从现存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算起，迄今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卷轴画适合于在各类厅堂、居室中悬挂，历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公私收藏、历代相传，成为现存数量较多的传世古代艺术品。唐太宗李世民由于过于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序》，临终嘱咐以此随葬；历史上还有许多痴迷于书画艺术品的贵族官僚，把生前喜爱的卷轴画带入坟墓，这样，就给田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发掘中发现古代书画实物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由于历代卷轴画的材料是纸张或绢帛，很难在地下墓室中得到长久保存，因此，真正能够重见天日的完整作品是十分罕见的，其史料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尤为可贵。

考古发掘出土的卷轴画多见于明朝的皇室、贵族墓葬。1971年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共出土了4卷绘画，其中一幅已腐朽，尚存宋代葵花蛱蝶图扇面，金粉设色，以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背面书有宋高宗赵构为葵花扇面题的金字跋；元代钱选白莲图，纸本设色，绘工笔白莲花；宋代金碧山水图，绢本设色，画工笔山水。1973年3月，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出土的文征明书画折扇，乌木扇骨，十二股，泥金扇面，画烟雨之景，背面写一首《夏日睡起》七言律诗；同墓还出土了申时行的手书折扇。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书画作品数量最多，共计有25幅，多为元明时期的作品，有不少是无名氏所作，也有不少书画家的姓名不见于文献著录，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雕塑艺术品

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同样，陶器、玉器、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竹木牙雕器物上运用的雕塑手法，仅是对器物的表面起到装饰作用，应归类于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陶塑艺术品

甘肃礼县高寺头村出土新

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人头在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陶器的成型是用双手捏制的，手制可能会造成器物的外形不规整、器壁的厚薄不均、胎质的疏松等缺陷，但却无形中促进了人类审美创造力的发挥。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陶塑艺术要比彩陶艺术产生得早而普遍，与磁山文化遗存相当或略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曾出土了几件粗具轮廓的陶塑羊头、猪头、人头像。其后，随着制陶技术的进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新石器时期的陶塑艺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抟泥、捏、贴、挖空、刻划等基本技法都已具备。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艺术作品，其题材主要分为动物和人物两大类。动物题材尤其丰富，猪、狗、羊、鸡、鸟、猴、龟、鱼等陶塑，在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尤其是湖北石家河的邓家湾遗址，发现了成批的红陶捏塑小动物，有鸟、猪、羊、象、龟等几类，另有似鸡、狗、豹、猴、鼠等动物造型；人物形象主要有人头像、人面像、人体像和陶祖等，一般形体较小，并在写实的基础上夸张变形；人体像均为裸体，并突出两性的性器官特征，辽宁赤峰西水泉与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丰乳肥臀的女性小塑像，这些艺术造型当与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作为墓葬明器的历代陶俑艺术品的制作方面。陶俑是古代工艺匠师创作的雕塑艺术品，是对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的真实模拟，一般分人俑和动物俑两类。

人俑最早是以奴隶的形象出现的。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都城殷墟出土的两件戴枷锁的陶质男女囚徒俑，可以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关陶俑的最早实例。1971年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出土的陶女舞俑、武士俑和骑俑，则与人殉同处一墓。从人俑在墓葬中担当的角色来看，一般有武士俑、奴仆俑、乐舞俑、文吏俑、仪仗俑等，分属于为墓主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各级阶层，所体现的依然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战国到秦汉时期，由于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对漆器艺术品的追求，日用陶器的制作受到冷落，相反，那些专门用作丧葬的模型明器如陶俑、陶仓、建筑模型等却蓬勃发展起来。“似是生人”的秦始皇兵马俑，形体高大如真人，容貌神态各不相同，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传神。汉代照顾墓主人饮食起居的男女侍俑和供墓主人娱乐消遣的乐舞俑、杂技俑、说唱俑、六博俑等，以及猪、狗、牛、羊、鸡、鸭动物俑和仓、楼、灶、井类建筑与设施的模型，都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享乐生活。其中四川成都北门外天迥山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手舞足蹈的动作，塑造出既活泼诙谐又朴实憨厚的艺术形象，成为两汉陶塑艺术珍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俑，是封建社会政局动荡的真实写照。唐三彩陶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巅峰，房屋、庭院、仓库、柜橱、假山、水池、厕所、井栏、碾硙、灶、牛车、马车等模型明器和天王、武士、文官、胡人、男仆、女侍、贵妇、牵马俑、牵骆驼俑、乐舞俑、骑马击鼓俑、骑马乐舞俑、骑骆驼乐舞俑、骑马仪仗俑、骑马射猎俑、镇墓兽等人物俑像以及陕西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骆驼载乐俑马、骆驼、驴、牛、狮、虎、狗、猪、羊、兔、鸡、鸭、鹅等动物俑像，可谓千姿百态、各具风采，其装饰内容囊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丧葬礼俗的变化，宋代开始流行纸质明器，陶塑俑像逐渐退出丧葬舞台。相反，由于佛教的流行和城市商业的出现，陶塑艺术在佛像和反映民间市井风尚为题材的作品制作中，找到了新路，江苏镇江市区宋代遗址中就出土了一批由当时的苏州艺人制作的神像、人物、儿童角觗的陶塑像。

2.瓷塑艺术品

瓷塑艺术品最早出现在南方的青瓷产地。东汉中晚期，成熟的瓷器在浙江宁绍平原创烧成功，成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中又一个重要门类，瓷塑艺术的创造也随之起步了。

湖南长沙金盆岭9号墓出土西晋青瓷对俑六朝时期，瓷塑艺术品局限于满足丧葬习俗的需要，大量的人物、动物瓷俑和砻、磨、碓、米筛等粮食加工工具的模型以及猪栏、羊圈、狗圈、鸡笼等家畜饲养业的模型，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始烧于北朝晚期的北方瓷器，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烧制菩萨塑像，1976年山东博兴出土了一件北齐时期的素烧菩萨像，半模印制，雕刻精细。隋唐时期的瓷塑艺术品分成两类：一类是专用于墓葬的人物俑、动物生肖俑、镇墓兽等；另一类是形体较小的动物形瓷塑，其用途可能是文人用的镇纸，也可能是儿童玩具。湖南长沙窑就大量生产这类瓷塑艺术品，主要有鸟、狗、猫、鸡、羊、蛙、鱼、龟、猴、狮、骆驼、大象、马等，长度、宽度、高度均约10厘米左右，或手捏、或模制，或雕、或刻、或塑，或施褐彩、或褐绿彩相互辉映。宋代以降，受佛教世俗化的影响，许多瓷窑的制瓷工匠都捏塑菩萨、罗汉、观音等人像，以宋代吉州窑生产的瓷塑艺术品为例，一般有人像和动物像两类：人像主要是官吏、仕女、武士、仙翁、菩萨等；动物像主要是牛、马、犬、猫、鹅、鸽等，绝大多数是圆雕作品，采用手塑和模制两种制作手法。

江苏常州宋井遗址出土青白釉观音坐像由于瓷器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瓷窑生产的大宗产品便是生活用具；又由于瓷器在物理性能、美观方面优胜于陶器，因此，绝大多数瓷器是具有实用和审美功能的日用工艺美术品；相反，陶器在遭到瓷器的市场冲击后，转变了发展方向，大量生产满足埋葬风俗需要的明器，因而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塑艺术品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瓷塑艺术品，在艺术创造方面，陶塑艺术品也要略胜一筹。

3.木雕艺术品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应该有精美的木雕艺术品，只因木质柔软而易受火烧与水浸的毁坏或腐烂，木雕艺术品能够在史前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保存下来的非常罕见。据考古发掘资料统计，仅见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圆雕木鱼和辽宁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木雕鸟。

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遗址出土圆雕木鱼随着木制器具自然属性方面的缺陷的暴露，人们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在其表面涂上生漆，甚至画上图案以作装饰，久而久之，便造就了漆器艺术的辉煌。然而，木雕艺术并未从此终结，而是在专门用于墓葬的模型明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东周漆绘木俑湖北江陵雨台山18号战国墓出土木彩绘双头镇墓兽战国秦汉时期，用人俑和实物模型取代了残酷的人殉制度和奢侈浪费的丧葬习俗，使中国古代的墓葬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陶俑、木俑等明器的制作势不可挡。当北方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用陶质明器陪葬时，南方的楚地却盛行以木雕艺术品作为明器。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鄂城，河南信阳长台关等战国秦汉墓葬中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木俑和木镇墓兽，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20多具木俑，还有十分罕见的木编钟、木编磬。战国时期的木俑，做工拙稚，体多扁平，只雕刻出粗略的轮廓，画出五官，表情呆滞，体态也不生动，所雕人像多为武士和侍仆，偶见舞乐俑；镇墓兽的基本特征是凸眼、吐舌、头戴鹿角，分人面吐舌和龙面吐舌两类与单体单头和双头联体两种形制，自春秋晚期开始用于墓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传。汉代的木俑，在造型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往往抓住所模拟的人物特点，姿态生动传神，以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62件木俑为例，可以分成戴冠男俑、着衣侍女俑、着衣歌舞俑、彩绘乐俑、彩绘立俑、辟邪木俑等六类，2件戴冠男俑形体最为高大，衣冠楚楚，俨然是奴婢中的首领；着衣侍女俑的面部雕琢细腻，墨绘眉目，朱绘口唇，眉清目秀，具有一种恬淡娴静的风姿，应是侍女中地位较高的贴身侍女；歌俑面部丰腴而秀美，敷白粉；乐俑神情专注地吹奏竽、瑟等乐器；舞俑的造型最为优美，柔细的腰肢、丰满的臀部、修长匀称的双腿，无不折射着楚汉美女“长袖善舞”的风采；数量最多的彩绘立俑，体形矮小，表情呆板，制作粗糙，应是干粗活的奴仆。此外，汉代还有马、牛、狗等动物木俑以及车、船等模型。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木雕，主要见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墓葬中，有人物俑和猪、狗、马、骆驼、鸟、怪兽等动物俑以及牛车等模型。人物俑用榫铆结构拼接，既有汉人装束，也有胡人模样，很少彩绘。南北朝中期至初唐，动物俑中新出现了木雕鸭子，猪的造型开始少见；并出现了制作精美、施加彩绘的各种仪仗俑。阿斯塔那第206号张雄夫妇墓出土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达70多件：彩绘木俑主要是文官俑、骑马俑、牵驼马人物俑等仪仗俑，以两个驮夫俑的造型和装饰最为生动，深目、高鼻、短鬚髭，头戴白毡尖帽，腰系黑带，脚着乌皮靴，两手向前紧握作牵引驼马状；绢衣木俑的形象、表情、装饰都与一般的俑像不同，木雕头部、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俑。进入盛唐以后，彩绘木雕俑大量出现，题材有成组的仪仗俑、乐舞百戏俑、牵马俑和天王、武士、镇墓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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