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建设暂时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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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桥”修通后，西昌基地很快又修通了铁路，平整出了两个发射场地，同时还修建了一条长１９公里、宽８米的专用公路。

在修建这条公路中，冕宁县领导在几天时间内，就动员组织起了一支３万多人的彝族和汉族的民工队伍，在地方各级干部的率领下，积极投入到施工当中。

缺少工具，他们就架起火炉，自己动手制造钢钎、铁铲和铁锤。没有机械，他们就用肩扛石头，用背篓背泥土。

晚上，汉族兄弟就睡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而彝族同胞则身披“查儿瓦”蹲在公路边或山坡上。

在修建地面测量站的一条道路时，工兵团五连一个叫徐青春的班长，在排除哑炮中，为了保护战友的安全，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然而，到了１９７１年底左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射场的基地建设，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工程再也难以往前推进了。

当时，国防科委的领导班子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因此，西昌发射场下一步的建设不但没有计划，甚至连施工的材料和施工的图纸都没有了！

正在抢建中的浩大工程，突然像一条失去了航向的小船，随时都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而一腔热忱的战士们，像一群突然遭到解雇的失业者，攒了一身的劲儿，却找不到地方施展。用有的战士的话说，“几天不摸铁镐，手就直痒痒”。

于是，战士找到班长，班长找到排长，排长找到连长，连长找到营长，营长再找到团长，逐级向上反映情况，要求下达任务。

西昌宇航工区的领导们当然也很着急，认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决定派专人上北京反映西昌发射场的情况。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日，西昌宇航工区副主任赵廉清肩上背着两个军用黄挎包，一个挎包背着图纸资料，一个挎包背着军用馒头，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赵廉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后，先找了国防科委，又找了中央军委，接着再找国务院。

每到一处，他便向有关领导汇报西昌发射场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讲述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面临的危机，希望中央早日定论，国防科委尽快拿出一个意见，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尽量给国家减少经济损失。

因为他最清楚，西昌发射场的兴建工程在１９７１年底以前，国家已投资了１５３０万元的人民币！若是工程真的夭折，国家的损失该是多大啊！

这期间，赵廉清还跑去找了钱学森，把一些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当面作了汇报。

他对钱学森说，西昌“７２０１”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各分系统方案至今没有确定下来，试验任务对工程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西昌的工程设计、物资订货和设备研制生产等根本无法落实。

另外，当前参加施工的军方和地方的总人数已达１２万多人，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却难以开展，好些正在施工的工程经常停工待料，窝工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所以，他希望上级能尽快明确西昌的任务和建设的要求，及时扭转当前被动的局面。

同年４月底，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发了《１９７２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开始纠正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因素。

“三线”基地总部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三线”建设问题认为：

国防尖端建设不能下马。对一些建设方向暂不明确的工程，可以缩短战线，先上民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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