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中南杜绝烟毒流害第5章武汉集中对烟毒打歼灭战
毒犯雷秀英说:“政府政策不是好玩的,那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1951年6月3日,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
烟民代表危超黎说:“我们烟民只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新生。”
1952年8月13日晚,湖北武汉三镇警灯闪烁,警笛呼啸,街道码头到处戒备森严,高楼小屋不时有人犯被押上警车。
这是新成立的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对武汉辖区的吸毒贩毒分子实行的第一阶段的抓捕行动。
此次行动由武汉市副市长兼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亲自坐镇指挥,市委抽调了100名干部充实禁毒办公室,组成20个执行、审讯小组,实行包查、包破案、包审、包结的四包负责制,具体执行逮捕、审讯及教育人犯、结案判决等工作。
全市参加此次行动的有800余人,按各区划分210个行动小组,当晚共逮捕大犯、主犯、惯犯、现行犯206名,破获一批较大的案件,缴获一大批毒品、毒具。
然而,令烟禁毒委员会想不到的是,此次行动对毒犯的威慑力量并不大,各阶层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毒犯虽有震动,但变化却不显著。
被逮捕的案犯中,有不少已经几进几出公安局,逮捕后满不在乎,因为以前武汉市处理毒犯采取的是“严查宽办”的方针,所以这次他们认为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有人甚至公开说:“杀不了我,吓吓傻子罢了。”
还有的人在审讯中百般抵赖、对抗,气焰十分嚣张。
大毒犯王觉悟被捕后不老实,只谈小不谈大,只谈远不谈近,拒不交出毒品。暂时未捕的毒犯,则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他们还互订盟约,对抗政府。
有的则转移、隐藏毒品及财产;有的威胁检举人,打击积极分子;有的毒犯躺在死人身上吸毒示威,意为不怕杀头,也要吸毒。
这些情况说明严禁烟毒的斗争十分艰巨。
根据上述情况,武汉市委及市禁毒委员会决定,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打击毒犯的准备工作。
市委强调指示:
彻底禁烟禁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就可以把烟毒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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