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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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代价

东汉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不是出国留学或者移民，更不是成为娱乐明星，而是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就是东汉初年的定远侯——班超。当年班超立功西域、万里觅封侯的事迹，就如远处闪闪发光的灯塔，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学习班超好榜样，披荆斩棘，奋勇直前。

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要实现理想，就要付出非同寻常的代价。每一个男人都有远大的抱负，实现抱负的却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以沙场建功来说（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一将功成万骨枯，即便打了胜仗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人们常说的马革裹尸还，那算是运气好的——运气差的连尸骨都找不到。如果有人像班超一样不但没有死在战场上而且获得了封侯，那实在比今天买彩票中五百万巨奖的几率还要小很多。

就如今天的彩票还是有人买，当时的打仗也照样有人去。不是不怕赔本不怕死，只是因为回报太高，诱惑太大。

依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收益大于生命的价值时，就会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回报。

那么，沙场建功的回报在当时到底有多大？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谈一下东汉的用人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我只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东汉时期，实行的用人取士制度是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高级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以“孝廉”“茂才”（原为“秀才”，因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为“茂才”）等名目，举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任命为官（比如曹操、袁术等猛人）。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直接征聘有声望的人出来做官（牛人袁绍走的就是这条路）。

察举和征辟，中心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理论上来说只要你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就能获得举荐或征辟，出仕为官。这相对于战国以前实行的贵族世袭制来说，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政策是由人定的，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但中国人运用明暗规则的智慧向来是无穷的。

什么算孝廉？什么是茂才？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矮胖瘦一样，没有可以量化的具体标准，基本是有资格举荐的人事部门的领导说了算：说你是孝廉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茂才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出人头地是儿子的欲望。但儿子偏偏不争气不够举荐资格，这可怎么办？尤其是一些世代为官的干部家庭，要是儿子当不上干部，维持家族的繁荣昌盛后继无人，这绝对是对不起祖宗的严重问题。但官员亲自举荐儿子既不厚道又有舆论压力，急得这些干部团团转。

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举荐你儿子，你举荐我女婿。

对啊，成交！

于是，一些国家干部为了自己的族人、亲戚、门生能够做官，结成利益共同体，以维护既得利益，往往相互之间产生默契，采取这种方式。

这看起来是一种双赢的交易，可以说是古往今来、长盛不衰的社会潜规则。在吏治腐败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吏治的黑暗已经到了人见人骂的地步，当时就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在控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

一个好端端的察举征辟制，就这样被潜规则给废掉了，最终演变成被官僚贵族集团完全垄断的内部游戏，与平民无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

此路不通走别路。因此，在那没有科举考试的万恶的旧社会，沙场建功就成为平民阶层博取功名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