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

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

在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

自我实现者如果单从顺应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会表现为适应不良的症状，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这种文化氛围。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无形中加深了我们甚至还很欠缺的资料的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行为方式时，都同样受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也不会去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能表现出下面的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习俗让他们无动于衷，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搞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大多数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侧目而视。

但是，这种作用是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出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一双破袜子一样容易。

其次，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对偏私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种工作非常具有危险性，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明显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一旦发生急速的变革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极有可以转向激进派。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有效的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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