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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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求学

1893年，鲁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场风暴彻底毁掉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被败落与苦难代替了。这场灾难来源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应亲友之求，同时也是为了儿子周伯宜而去贿赂乡试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败露而被关进大牢，家里每年要花大笔钱去通融，于是全家收入的钱财都来填这个无底洞了。几年下来，周家钱财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鲁迅兄弟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缉期间，只好跑到外婆家避难。但这次却不是看到一张张的笑脸，往日巴结他们的一些人，现在说他们是“乞食者”，后来逃难到舅父家，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炎凉，到处遭到侮辱和蔑视。只有劳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同过去一样热情。家庭的变故，使小鲁迅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社会。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不久就得了重病。

他由于与这场案有牵连，不仅不允许考试了，连原来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来就不善于持家，这回为了营救老父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财产和土地都没了，十分焦急，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得了严重的肺病。

长子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营救祖父、为父亲治病，都需要钱，山穷水尽的他只好每天都去当铺，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在诬蔑中接过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房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这时的鲁迅已早早地告别了天真年代，无心与孩子们一样嬉闹了。

摆在鲁迅面前的现实是如此严峻，他该何去何从呢？他应该继续通过科举而走仕途吗？

家已经破落了，17岁的鲁迅被迫去寻求新的路。

当时清政府还是科举取士，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读书人可以参加“院试”、“乡试”和“会试”，最后取得进士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这条路托起，又被这条路摔进牢狱的。但鲁迅的家境，已不允许他走这条路了。

还有一条破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学做生意或学当“师爷”，这也是鲁迅不愿意的。

还有一条被世人称为异端的路，那就是学洋务，中国自古认为“好男不当兵”，当时开的洋学堂有军事类的，不收学费，每月还给津贴，这很适合鲁迅，但走这条路却要被人笑话，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排斥。

但是鲁迅有一个小叔父在1897年考入了一个南京水师学堂，给了鲁迅一些鼓舞，他并不是想学海军，只是由于不收学费就能读书。他就决定去那里了。

走出这一步，受到了还被押在狱中的祖父的反对，他指令鲁迅兄弟学做应考的诗文，亲自评阅圈点，希望他们能科场得意、官运亨通。母亲也为了儿子要离乡背井，不走“正路”而心酸。

但鲁迅已义无反顾了，他写信告诉祖父：“欲往金陵，已说妥。”措辞坚决。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变卖首饰，筹集了8元路费。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告别了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家乡的河水，把他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离开朝夕相处的母亲和弟弟，离开了故园，他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大约7天后，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1个多月，即是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鲁迅来到江南水师学堂，这里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鲁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做管轮班的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称周椒生为庆爷爷，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自己在水师学堂当官的叔祖，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是个很保守顽固的人。他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还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

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但这个学堂并不是鲁迅梦想的那样，并不是不同于他所见到过的“别样的人们”，学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极点，一个星期有4天读英文，1天读《左传》，1天读汉文。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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