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其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五四运动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做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作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毛泽东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旋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毛泽东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

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民族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被毛泽东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以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做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毛泽东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二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毛泽东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毛泽东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毛泽东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的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毛泽东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来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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