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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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路程。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书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波涛起伏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的述评。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那种将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优化的经济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看法，充其量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过度简略的描述。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启市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以及改革开放自身不时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的。其早期强烈的试探和摸索性质，使得市场首先在国家控制不那么严密的一些领域（如农业或城镇一般服务业）或者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如沿海经济特区）最先被引入。而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早期改革思路则深受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人们寄望于在保持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引入市场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和国家加强对企业管控之间摇摆。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长期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绕过障碍，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表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加强了中国向市场化、法治化纵深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命令经济弊病根源的彻底反思和广泛共识，一种脱胎于命令经济思维、强调国家对经济实现高强度控制的统制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暂时性困难或出现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在实践层面不时过度扩张，给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工业企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

然而正如古话所说，“福兮祸所倚”。改革停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推动大众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识，促使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接着，2013年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确定在经济领域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