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1989～1992年的改革目标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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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class="xx1"5.11989～/span1992年的改革目标大辩论

从1989年中期开始，一些人发动了对中共十三大制定的路线的批判。他们指责中共中央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

1989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在中央党校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作了题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篇报告，然后在《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全国干部的学习文件。这份文件对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进行了全面批判，指责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要“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政治改革是要“搞三权分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总之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与中共十三大路线相对立的主张，遭到邓小平批驳，但是这并没阻止住改变中共十三大方针的活动。邓小平在和新当选的领导人谈话以及接见外宾时郑重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然而事实上对十三大确定的方针做了一些重大的改变。例如，改变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将它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且由中央报刊组织大规模的讨论；宣传改革目标从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变化。

在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政治理论批判的同时，还在经济政策上实行一系列开倒车的措施，加强计划管理并对民营经济发展进行抑制：（1）给国有企业“吃偏饭”，进行大力扶植，同时上收国企组建垄断性的集团公司；（2）停止对乡镇企业发放贷款；（3）用严格查处偷税漏税和施以重罚等手段打压私营企业；（4）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北京远郊区还进行了“二次合作化”的试点。

在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措施的影响下，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下降，物价相应回落，市场需求疲软。

在“左”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打击下，民营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1989年出现了个体、私营企业大批歇业的风潮。1989年6月末，全国个体户从1988年末的1454.9万户减少到1234.3万户，从业人员从1988年来的2304.9万减少到1943.6万人，分别下降了15.0%和15.7%。到1989年末，私营企业减少了一半左右。经济萧条，失业增加，引起群众很大不满。

不过，这种扶植国营经济和压制民营企业的做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一方面国有企业“启而不动”，继续处在增长乏力的状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虽然由于遇到很大的困难而一度大批歇业，但是经过调整和重组以后很快又重振旗鼓。

从1991年起，在民营经济的带动下，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在学术界，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也进行了正面交锋。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集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会议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经济体制应当“计划取向”的人们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

主张改革应当“市场取向”的人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是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薛暮桥不但在会上发了言，还在会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批驳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他明确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

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批判和由此引起的倒退，越过了邓小平的底线，使他在1990年底开始了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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