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苏式经济增长模式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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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计划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就以苏联为榜样进行。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虽然计划对于各个部门发展的具体安排反映了中国自身的特点，但是它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则是完全模仿了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的模式。回顾苏联经济增长模式，有助于理解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病所在。

经过在“新经济政策”的市场体制下4年的努力，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在1924年大体上恢复到了1917年革命前的水平。同年，列宁去世。这时，在俄共（布）领导层中就经济政策问题开展了一场被后世称为“工业化论战”的大论战。论战的导火线，是苏联工业化的方法和速度问题，但它的实质却是苏联应当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还是应当建立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争论中，俄共（布）领导层分成三个派别，分别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

“左派”主张结束“新经济政策”，并凭借国家的强制力量从农民取得高额积累，以便保证工业的高速发展。正如当时争论的参与者之一费尔德曼所说：“无产阶级成了生产的主体，可以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这样，就能够通过提高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以极高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右派”主张在新经济政策体制下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说：“农民的实际需求越大，我们的工业就会发展得越快。随着农民经济积累速度的加快，我们工业的积累速度也会更快。”为了与农民结成联盟，就必须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保留市场制度。

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先后击败了“左派”和“右派”。清洗了“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的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他采取了较托洛茨基左派更为激进的方针，在1929年掀起了强制集体化运动，在国家大公司体制的基础上推行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

本来，靠均衡发展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巩固与农民的联盟，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增强国防力量，都是苏联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慎重评比选择的可选方案。但是斯大林为了在政治上压倒党内争论对手，把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提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争的政治高度，说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方式，才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断言：“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工业化”。“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关键”。“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在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指引下，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始就以巨额投资去发展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强制集体化和让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款”严重损害了农业，而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轻工业和商业被置于从属地位。虽然重工业的发展对于赢得战争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衰退和农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斯大林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还把“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两个要点，即“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增长占优先地位”和“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经济规律”。

实际上，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后一段时期的阶段性现象，而不是各历史阶段的通例。

P.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S.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和M.波特（MichaelE.Porter）等经济学家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如土地的开发实现增长的“起飞前”阶段；（2）用机器代替人工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3）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4）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时代。

在18世纪后期，由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启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此，就要大量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自然只能主要靠投资驱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确推动了西欧国家19世纪的高速增长。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F.Harrod）和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D.Domar）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g=i/v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资本—产出比率长期保持不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就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因此，产出总量增长速度也就取决于投资率的增长速度。斯大林所谓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其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只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另一种方式的表述而已。

与斯大林的论断相反，马克思正是从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中，得出了采取这种增长模式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证的：“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投资率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率的不断降低。而这种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历史趋势，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些矛盾的激化，使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没有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原因并不在于他的理论论证存在瑕疵，而是因为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得以广泛运用，发达国家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数量的增长即投资驱动，而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进入20世纪以后，发展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和往往隐含在工业中的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与此同时，体现先进生产力的中等收入阶层（白领工人）的兴起，使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的方向发展，也使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度变得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也在经济学理论上得到了反映。首先，诺贝尔奖获得者R.索洛（RobertM.Solow）1956年和1957年发表的两篇经典论文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投资收益的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的提高。这就是说，为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然而这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事实上，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并没有提高，长期的增长率也没有降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索洛的解释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除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即效率提高。索洛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完全证实了这一理论。1909～1949年期间，美国人均增长的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只有1/8归因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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