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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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看来，把市场和社会主义放在一起是悖理的，因为在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换，是无法与财富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主义经济兼容的。马克思说：“设想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同。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列宁完全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价值、货币、竞争等市场经济因素的观点。他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一再宣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而且在苏共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宣布：“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取消货币。”即使后来在“战时共产主义”遭到普遍反对的情况下，1921年3月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采取“新经济政策”和恢复市场经济制度时，列宁也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喘息”或暂时的“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果然，斯大林1929年在俄共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后，就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通过强制集体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确立了排斥市场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最初萌发于20世纪初期，由一些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对集中计划经济可行性做出的论证。新古典经济学大师V.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在《社会主义制度》（1902～1903）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中首先提出，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来制订和实施基于科学计算的计划，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接着，帕累托的追随者E.巴罗尼（EnricoBarone，1859～1924）在他1908年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中对帕累托的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

数十年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由这里演化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

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阐述者，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O.兰格（OskarLange，1904～1965）。他在1936年为回应L.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和F.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1899～1992）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因而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的论点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上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但是，他遇到一个技术性的难题，就是在电子计算机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求解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个未知数的方程组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兰格对巴罗尼在1908年论文中提出的计划制订办法作了重要改变，即计划机关不再制订和下达计划，而是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采用和市场定价相同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来调整各种产品的价格。这就是当计划机关发现某种商品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时就降低它的价格，反之则提高它的价格。在相对价格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企业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从而实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这样，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可以达到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由此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力图在保留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实行国家计划等苏式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效率。

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三个基本的决策层次：第一，中央层面上，计划机关的职能有三：（1）根据供求状况制定生产资料的价格；（2）决定投资；（3）分配由使用国有生产资源所产生的纯收入（租金和利润）。第二，国有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按照两条原则进行生产：（1）产出要达到使该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2）在这一产出水平上使生产成本达到最低。第三，家庭和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提供多少工作量，并自主支配个人收入。居民个人则完全按照个人偏好和市场状况做出决策。

针对兰格的观点，哈耶克在1935～1945年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详尽地论证了兰格模式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在这些文章中，他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设定均衡价格，而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那样的激励机制，使分散在许多不同地方的有价值的信息能够被利用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争论是在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的，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正深陷在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危机中。相对于陷入危机的西方世界，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问题重重，却显出某种优势。因此，西方的争论对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改革时，这些争论才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正像J.科尔奈（JanosKornai）所说：“对于那些在政治思想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而言，市场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简单且从容的出路。”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一些成功的做法需要借鉴，另一方面古典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必须加以保留。

于是系统变革之初，市场社会主义就往往成为首选的药方。

兰格的主要传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亲身参加过波兰20世纪50年代改革的布鲁斯曾经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出现了一连串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尝试。尽管改革一贯性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其方向都是增强市场作用。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酝酿改革。196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新经济机制。1965年，苏联进行柯西金改革，保加利亚加以仿效。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展“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1968年1月，匈牙利引入新经济机制。60年代，波兰进行了两次较小的改革试验，7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规模大一些的改革。不过，到80年代初期，所有这些尝试中只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保存了下来，其他尝试都只是在命令体制旧框架内所做的相当次要的修正。

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各有特点，但大体上是沿着市场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第一，部分地开放了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但市场总体上仍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受到政府政策的调节，乃至价格管制。第二，国有企业被给予了程度不等的经营自主权，加大了对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1）苏联的改革努力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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