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表哥俞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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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表哥俞飞鹏

盛夏6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洒在山坡、石阶和草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1942年。蒋介石站在一间名为“老草房”的会客厅窗前。他倒剪双手，面色沉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将他瘦削的脸膛轮廓勾勒出一幅冷色调的剪影来。

委员长威严地沉默着。他没有像通常出席重要会议那样身着戎装，而是穿一件普通青布长衫，着府绸灯笼长裤，蹬一双浅口面布鞋，这身朴素的装束虽然藏起了军人统治者的威势，却更显出中国政治家深含不露、狡诈诡谲的风格。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党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崇禧，还有林蔚、陈诚、陈布雷、俞飞鹏、商震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尔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了领袖的沉思。

再过1小时，委员长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委员长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邱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领袖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盟主地位。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委员长偏偏为此丢尽脸面。3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日本人打进昆明。以10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委员长始料不及的。

但是，委员长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弄政治阴谋。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沦陷半壁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致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委员长听得出是何应钦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在同商震讨论日本东京的歌妓和料理什么的。

委员长没有回过头去，他好像一尊冷漠的雕像顺着自己思路继续滑下去。

以眼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而论，中国若要取胜，唯一正确的策略不是“打”而是“抗”，即抗到美国人的飞机大炮迫使日本人投降为止。中国是一个靠实力划分天下的国家，中国每省每县乃至每个区乡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委员长。如果拿中央军和日本人火并，其结果只能叫共产党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地方军阀坐收渔利。领袖和政治家的目光决不能不看到将来，看到中国战后重建势力范围的前途和大格局。

几乎在腊戍失守的同时，日本人发动了中原、浙赣和华南战役。侵华日军以50万人的兵力从南方数省同时大举进攻，意在打通浙赣路，收缩包围圈，一举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或者和谈。

委员长从不反对和谈。但是和谈的前提是决不能导致中国出现第二个满洲国傀儡皇帝。在“珍珠港事件”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国民政府几经迁都，多次濒临绝境，委员长也顶住压力坚持不肯与日本人和谈。倒不是委员长要保全什么民族气节或者为信仰而战，而是日本人胃口太大，太贪婪，欺人太甚。中国是委员长的中国，只有委员长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任何人试图瓜分或者强行剥夺他的权力都是他所不允许的。

否则委员长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在战争把中国人的贫弱之躯同西方列强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既然美国人已经参战，他还有什么必要考虑同日本人单独媾和呢？

除非有人逼迫他打这张牌！

委员长慢慢拭去额角渗出的汗珠，从窗外收回目光，然后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他的表情依然冷峻，腰板挺直，目光深不可测，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想过什么。

“樵峰哪，”委员长开口了。他以他那浓重的奉化口音呼唤他的表兄俞飞鹏，“你说说看，你现在每月还能给我运来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