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

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著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

沈约祖父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

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

沈约入齐以后，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卷。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

在这期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

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另外，沈约所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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