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助手司徒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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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助手司徒出场

美国的对华政策，到了1947年7月更加显得自相矛盾，令马歇尔难以执行。一方面，马歇尔受总统杜鲁门委派，来中国为国共两党调停，制止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全力支持蒋介石，加剧了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7月16日，美国国会又批准“赠送”271艘舰艇给国民党政府。

既然是政府的批准，马歇尔自然也不说什么，因为他是代表美国政府而来的。

就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得到了输血，国民党内的好战分子顿时精神为之一振。

陈立夫嚣张地表示：“现在可以对中共动外科手术了，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存在。”

陈诚说：“从事调解决定，延缓了对中共问题之解决。”这直接地表示了对马歇尔调解的不满。

因此，关于马歇尔的谣言便多了起来。

一次，杜鲁门从美国打来电话，问：“将军，您的夫人身体欠佳，是吗？”

“没有哇！”马歇尔愕然，“您听谁说的？”

“我听孔祥熙博士说的。”杜鲁门说。

“哦，”马歇尔答应了一声，接着说：“这里的人都是这样说我的，说我的夫人和我闹翻了，躲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不愿意来见我。而事实上却是，她和蒋夫人一起去上海度周末，第二天便回来了。真是无聊极了！”

“哦，是这样，那就好。”杜鲁门放心了。突然，杜鲁门又象想起了什么，问道：“将军，您需要我再为您做些什么吗？”

杜鲁门温和的语言使马歇尔深受感动，他想了想，自己还需要什么帮助吗？的确需要，年近70岁了，日夜的奔波操劳弄得他精疲力尽，如果不是军人的话，他都要支持不住了。

“总统先生，请您尽快任命一位驻华大使好吗？您知道，自从赫尔利大使辞职以来，这个职位一直是空着的。”马歇尔终于说道，他真的需要有人分担一部分他的工作了。

“可以，将军。”杜鲁门不加思索地说，他也担心这位密友累垮了，“您看谁去合适呢？”

“当然是魏德迈。他在中国呆了多年，这一职务他是胜任的。”

马歇尔说。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杜鲁门赞同说。

晚上，马歇尔将要任命魏德迈为美国驻华大使一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欣然同意说：“很好，这两年我和魏德迈将军合作得很愉快，他是我的可信赖的朋友。”

魏德迈本人当然是十分愿意担任此职的。当他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兴冲冲地赶回纽约，买了漂亮的夜礼服和一切与大使身份相称的用品。他的朋友还问他：“听说你这次再回中国，就是以大使身份去的，而马歇尔将军则就算完成了他的使命。是吗？”魏德迈不置可否地笑笑。更叫魏德迈兴奋的是，杜鲁门总统还特意将他从纽约召来，告诉他：“没问题，你将是大使。”魏德迈当时的感觉是，万事俱备，只待赴任了。

然而，马歇尔拍来的一封电报破灭了他的大使梦。马歇尔说：“在接到我的进一步通知之前，请延缓魏德迈的提名。”

杜鲁门总统愕然了。两天后，马歇尔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使人选，此人便是司徒雷登！

魏德迈气得暴跳如雷，他逢人便说：“马歇尔将军是因为我预言他调停不能成功，便以此来发泄他的恼怒。”

其实，魏德迈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马歇尔为了泄私愤，当初也就不提魏德迈作候选人了。他后来改变主意，是因为发现了比魏德迈更理想的大使人选。

司徒雷登的经历的确非同一般。他出生在中国。当时他是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包括当时的一些政党和派别。抗战期间，他还因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深得中国人的好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我爱美国，我也同样地爱中国。我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

与魏德迈相比，司徒雷登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马歇尔评价司徒雷登说：“他比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更熟悉中国的情况，除非可能有另一个孔夫子在世。”其次，对调处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司徒雷登比魏德迈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更大的影响力。另外，司徒雷登有着一个明显的有利之处，他不象魏德迈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不易为中共接受。他一直是一位社会名流，政治色彩不浓，能够得到中共的承认。的确，当时中共对司徒雷登是友好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宴会上见到他时，还风趣地说：“校长先生，欢迎你来延安作客，那里有不少你的学生。”司徒雷登当时回答说：“我希望他们能为学校争光。”毛泽东和周恩来还特意抽空请司徒雷登吃饭。所以，当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上海答各报记者时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于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我们表示很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寄以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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