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紧急忙备战

国共紧急忙备战

中央红军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中国。这就戳穿了蒋介石“消灭了”红军的谎言，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大丢其脸。其实，蒋介石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面前，是经常吃败仗的常败将军。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和其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二是由于博古、李德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这才使蒋介石在第五次对中央苏区军事“围剿”中占了便宜。得到了部分的胜利。蒋介石才得意忘形，大吹大擂，自封为“常胜将军”，所以说，遵义战役失败是“奇耻大辱”。为要回面子，蒋介石就更为疯狂地向红军报复，组织所谓的“新围攻”。3月2日，蒋介石急急忙忙偕夫人宋美龄，从南京飞抵重庆，坐阵指挥，调兵遣将。正如3月8日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的判断：“正因为我们的伟大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整个统治，使敌人不得不更加拚命地来向我们进攻，国民党匪首蒋介石在‘追剿’失败之后，已经亲至重庆调兵遣将，组织向我们的新的围攻，川军的进驻桐梓，湘军在乌江东岸的布防，滇敌的东进，薛岳兵力、王家烈部队之集结与修筑工事，是敌人新的转攻的积极布置。蒋介石和川滇的军阀们企图在我们还没有把脚跟站稳的时候。迅速地进行新的‘围剿’，来消灭我们于黔北地区。同志们！胜利不能使我们头昏，敌人新的转攻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红军遵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变化。他在组织这次“新围攻”时，吸取了遵义战役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在红军长征中对其进行的长驱直追进击的战略战术，又把在江西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搬来，故伎重演。3月3日蒋介石命令：“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军委分析了形势，科学地预见了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将起的变化。3月1日军委命令中就预示到，遵义战役的胜利，“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方针确定之后，立即调整部署：川军主力和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南下桐梓地域，从北面向遵义包围进击；湘军主力由思南地域向余庆地域防堵；滇军主力开黔西地域阻击；吴奇伟残部在乌江南岸布防；周浑元和王家烈部在仁怀、长干山和金沙一线修筑工事布了包围。蒋介石3月3日命令中说：“国军以歼灭该匪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之目的，除以派队分途追剿，并于巴黔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堵其中窜外，拟于乌江沿岸严密守备，坚固防堵。”然后紧缩包围圈，妄图把红军“聚而歼之”。

党中央和军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开创川、滇、黔边苏区的新局面，对红军指挥系统和部队作了新的调整，特设了前敌司令部，专司指挥红军作战，消灭敌军之任务。

3月4日，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下达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3月5日，在毛泽东还未到职之前，朱德在向各兵团下达命令中指出：“各兵团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并临时指定其宿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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