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张国焘北上

争取张国焘北上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成功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但是，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当天晚上召开的联欢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说：

“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6月16日2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其内容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兄弟部队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

（丁）我野战军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所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时的意见就是如此。

但是，张国焘却反对这一北上方针。其原因如徐向前所指：“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因此，6月17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当时属四方面军的李先念。他仔细地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反复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指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后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6月20日，毛泽东等再电张国焘，又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等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两河口。为了欢迎张国焘，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小块平地上，搭起了欢迎会场。第二天，张国焘骑马在三十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匆匆赶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张的到来。张国焘态度傲慢，在讲话中说什么“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公开宣布了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反的错误主张。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在松潘与胡宗南作战，首先占领甘南。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理由是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说，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并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的打破胡敌向前。他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张国焘在其时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中央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于这场北上与南下之争，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有一段话，虽然美化其自己，但也佐证了这场争论的确实性。

“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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