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投机专营的能手：王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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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投机专营的能手：王黼

北宋末年，政治极端腐朽黑暗，长期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至此更为严重，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辽、金窥边，虎视眈眈，真可谓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之时。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和奸臣当道误国造成的。君昏臣奸，二者相得益彰，终致使朝政一败不可收拾。

奸佞之臣，此乃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本不足怪，但对于北宋末年奸臣之如此集中，人们仍然感到惊奇，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号称“六贼”，一时并起；此外，还有杨戬、高俅等相继为虐，北宋朝廷简直像一个奸臣展览馆。其中王黼虽然未名列榜首，但却占着一个重要位置。

1.为寻靠山，朝秦暮楚

王黼（1079~1126年），字将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王黼原名甫，因与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赐今名。造物主对王黼颇为慷慨，使他生就了一副“美风姿”，“面如傅粉”、“目睛如金”；还给了他“多智善佞”的聪明头脑和能说会道的口才。王黼的命运也颇佳，虽然“寡学术”，但却中了崇宁进士第。王黼中进士后，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领局编修《九域图志》。司理参军这个官并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于下僚，他无时不在做着升官梦。但是他知道，靠学术而出人头地，对于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武略他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军戎之道又充满危险，他也无心靠此道去猎取高官厚禄。那么，就只有通过歪门邪道去投机钻营了，而这又正是他之所长。因而，王黼刚一涉足官场，便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窥伺着钻营良机，寻找着得力靠山。至于编修《九域图志》，他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罢了，其兴趣不在于此。

何志的父亲何执中为朝廷重臣，他虽然“碌碌庸质”，但由于地位高，实际权力和影响并不小。王黼认为他可资利用，便千方百计巴结奉迎，首先取得何志的好感。最后终于使何志向其父推荐了他。何执中一见王黼，即为其漂亮的仪表和便捷的口辩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谄媚逢迎，庸相何执中果“喜其人”，于是极力上荐王黼，使王黼很快升为校书郎、符宝郎、左司谏。

王黼略施小计，便旗开得胜，连晋官职，他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这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岂能以此为满足。王黼利用过何执中之后，随即转移了目光，他开始在寻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观风色的王黼，经过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最后将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时，王黼了解到，张商英虽居相位，但“寝失帝意”，不被徽宗所喜，后来，又听说徽宗曾于钱塘召见蔡京，并遣使赐给蔡玉环，于是便准确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决定开始新的政治投机。他先是“数条奏京所行政事”，无耻地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颂德，接着又以一副“义正词严”的架势对张商英进行弹劾。此举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张商英随之被罢免了相职。蔡京复相后，非常感谢王黼弹张助己之功，因此对王黼大加提拔，接连除授王黼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只用两年时间，王黼便从校书郎这样的小吏骤升到御史中丞这样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机又大获成功。投机，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痴如狂地迷恋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这个大靠山后，为了进一步加深蔡京对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即谋罢何执中的官位，而使蔡京专执国政。为此，他不惜恩将仇报，上疏弹劾何执中，竟将何的“罪状”罗列至20条之多。此时，他不仅一脚踢开了何执中，而且还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何执中还蒙在鼓里，“犹称黼不已”，直到他获悉真相后，才气愤地大骂王黼“畜生乃尔！”

时郑居中颇有权势，王黼看到他未来潜力很大，“复内交居中”。不过他这次投机不为得计，蔡京因与郑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结居中，不禁发怒，结果将王黼贬为户部尚书。

宦官梁师成、童贯深得徽宗宠幸，权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结之；“内连师成，外徇童贯”，尤其是对号称“隐相”的梁师成，王黼更是奴颜婢膝，以父礼事之，称为“恩府先生”。认贼作父，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对于王黼，这却算不得什么，权势就是他的父母，他只认权势，不知其他，为了权势，他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佞臣的共同特点。他们正是依赖这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而得以飞黄腾达。

2.谋求宠幸，媚态百出

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在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去巴结各种权奸，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的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谄媚邀宠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浑身解数。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因而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119年），拜特进、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成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徽宗还“别赐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可谓“宠倾一时”。

“善佞”给了王黼如此丰厚的报偿，此后，他益发坚信此道，变着法儿地向皇帝献媚，而不顾个人廉耻及国计民生。

为了“中上意牢其宠”，他极力迎合并设法满足徽宗荒淫糜烂的生活，对人民极尽搜刮敲榨之能事。为此，他还建议成立了供奉皇帝享乐所需的专门机构——应奉司，自兼提领而以梁师成为副。北宋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历史上最为著名，而这应奉司倒是效率颇高，刚一成立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时间，“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四方监司郡守，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难致之瑰，违时之物，毕萃于燕私，极天下之费，率师于应奉”。而此时正值四海困穷、民不聊生之际，王黼只顾“掊剥横赋”，“竭天下财力以供费”，以“奉人君之嗜好”，求得“以羡为功”，而根本不管天下之安危。

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王黼个人在徽宗面前更是媚态百出，不成体统，而全然不顾自己的大臣身份，“王黼虽为相，然事徽考极亵”。侍宴时，王黼为了给徽宗助兴，常常“短衫窄绔、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试浪语”，“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有时在进行耍集市的游戏时，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责罚“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乐，王黼则连连哀求徽宗；“求求尧舜贤君，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尽兴，旁观者则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谄媚成性，哪怕是在做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游戏时，他也没忽略借此对徽宗歌功颂德，而称其为“尧舜贤君”，这真是一大讽刺！

浪荡皇帝宋徽宗还喜欢微服出游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劝止，反而大加怂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路遇堵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准备翻越过墙，可是还嫌王黼肩头矮了一点，于是徽宗对王黼喊道：“耸上来，司马光！”王黼则答道：“伸下来，神宗皇帝！”就这样：“君亦戏也，臣也戏也”，“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此叹道：“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

3.嗜欲难穷，贪赃鬻爵

王黼通过投靠权奸、谄媚皇帝等偷奸取巧的手段，攫取了权位，权位为他提供了贪赃聚敛的条件，贪赃聚敛保证了他穷奢极侈的生活。投机——谋权——贪赃——纵欲，这就是他的四部曲，这四部曲循环往复便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

早在王黼任宣和殿学士时，他就倚仗其“恩父”梁师成的声焰，强夺故门下侍郎许将的住宅，在白昼将许氏一家老小逐出，激起民愤，使“道路愤叹”，“闻者为之不平”。

宣和二年（1120年），王黼代蔡京执政。起初，他“阳顺人心”，悉反蔡京之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一时骗得“四方翕然称贤相”的声誉。但这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不久之后，王黼就原形毕露，“既得位，乘高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

应奉局，名为应奉皇帝，但“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实乃应奉王黼。“应奉”，搞得万民嗟怨，而王黼看到各种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府库却欣喜万分。这种情况曾招致一些官员的不满，但是谁敢于对王黼的倒行逆施提出异议，谁便会遭到他的迫害。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徽宗已经同意采纳，但却被王黼“复露章劾之”，将张徙于远郡。

王黼除了侵吞各地应奉宫廷之财物外，还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当时广泛流传着讥刺王黼贪赃卖官的歌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王黼还搜刮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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