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3)（1 / 4）

熙兄买了4张票子，两张是我们的，还有两张准备让给别人。他告诉我，只要有人能说出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电影票白送人。快开映时，影院已告客满，果然有人来问他有否退票（那天是周日），文熙就把他白送电影票的问题亮了出来，结果很扫兴：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干脆骂文熙是神经病。文熙兄发扬世界优秀文化的举动以失败告终。

其他国家的好电影我们也不会放过。如英国电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一个士兵的经历”，“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孤星血泪”等进大学以前就看过。在“天堂里的笑声”中有一个小配角，是个售货小姐，没有几句话，但她的美丽、清纯、俏皮给我的印象极深！20年后才知道，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看电影·2

在东欧的电影中，匈牙利的电影最有特色。且不说在“废品的报复”和“马戏春秋”有出色表现的那位喜剧大师（不知其名），“十块美金”、“菲力和玛丽的故事”、“圣彼得的伞”都耐人寻味，让人开心。本来觉得东德的片子不错，像“柏林情话”、“科伦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灵”，大家都认为东德片比西德片差远了。捷克的“好兵帅克”也令人难忘。

西欧的电影进来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希腊的“伪金币”；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与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时代看过）；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

同学们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电影尤为关注，因为中苏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报刊上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记忆犹新，虽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由于我们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对“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后的苏联电影让我们对“明天”很憧憬：“青年时代”、“劳动与爱情”、“继承人”、“百货商店的秘密”、“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不同的命运”、“茹尔宾一家”……，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把苏联的社会生活描绘得如此诗情画意，怎么能不令人神往？当然以后知道了这些影片也在粉饰生活，也有虚假，但你不得不承认：比起当时充满说教、只有好人坏人的国产片，那些歌颂友谊和爱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苏联电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放了一部现实题材的苏联电影，看完后我们在寝室里议论，老曹走进来兴奋地对我们说：“瞧瞧人家的社会主义，多美好！再瞧瞧俺们的！像俺们这种社会主义俺是不会去搞的！”老曹是山东人，没等我们对老曹的掏心窝子话表示赞赏，同寝室的上海同学刘听泉冷冷地说：

“你不搞没关系，会有人搞的。”

老曹瞪着刘听泉好一会，嘴里迸出一句：“我操！”把门重重地一摔，走了。

老曹是团支部书记，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在系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刘听泉连团员都不是，他为自己比老曹“觉悟高”颇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当年得罪学生干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1963年毕业分配时，上海的名额很多，刘听泉却没能回上海。

看电影·3

一些描绘苏联内战的电影也很不错，像“风”、“不平凡的夏天”（根据费定的小说翻拍）、“两姐妹”、“苦难的历程”、“阴暗的早晨”（来源于阿·托尔斯泰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比起这些电影，什么“列宁在1918”之类的片子只能算烂片。

当年那些杰出的苏联电影明星是多么让我们着迷啊！基丽英科的美丽聪敏（“偷东西的喜鹊”）、贝特里茨卡雅的泼辣可爱（“静静的顿河”）、吉洪诺夫的英俊潇洒（“海军少尉巴宁”）、邦达尔丘克的深沉激情（“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班的程金涛看了“青年时代”后，激动地说：这个小姑娘女扮男装，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红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澜，王朝诚当时暗恋一个六零级电子学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发现这个女生和“红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于是兴奋不已。当然，在我们眼中只是有点像而已，radio怎么能和“红帆”中那位美人相提并论！为了我的真实想法，朝诚差一点和我绝交，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话题，反正“红帆”是大家都喜爱的电影。

我对“红菱艳”很偏爱，可能是我喜欢舞蹈艺术的缘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远脱不下来了，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政治地震

1961年11月陈毅来我们学校时，有一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出现，他是学校校长，有中央要人来学校视察他应该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曾希圣下台了。

曾希圣的去职当时在安徽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他战争年代就在安徽工作，从1949年后一直当安徽的第一号人物，1960年山东的舒同被免职以后，曾希圣还兼任了一个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曾校长同时当两个大省的第一把手（据说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可谓显赫一时。

在安徽省，曾希圣那是一言九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领导张格副校长是曾希圣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曾希圣能力强、但容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许多党内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用说非党知识分子了。在各次运动中曾都是“宁左勿右”，1958年大跃进更是大放“高产卫星”，所以深受“某人”赏识。

但曾希圣和李井泉毕竟不一样，当他发现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他十分焦急！据说他坐小车下乡，叫几个公社书记来汇报，那几个书记都吓得逃走了。后来曾希圣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整顿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风干部”，终于他下令在安徽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立竿见影，1961年下半年农村的局面好转了，农村同学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带回来黄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学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开始变稠，“自由市场”开始出现。这时，曾校长反而下台了。

被曾希圣整下去的干部陆续被平反，包括贬到我们学校的李凡夫、杨小椿又调回省里当高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黄部长也回到了学校。然而黄部长不肯再当宣传部长了，他向党委表示想去教书。听说黄部长被戴上右倾分子走后，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闹离婚），结果他们上小学的女儿被一个家伙奸污了！黄部长平反回来后变得心灰意懒……

桂书记作报告

1962年初，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来我校作报告，这个报告可谓空前绝后，让人难以忘怀。

桂林栖在安徽省的地位仅次于曾希圣。1960年初也来过我们学校，那是为了听取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各系师生表决心及向省委献礼的。当时桂书记笑呵呵地坐在主席台上听各系代表上台胡吹一通，还接受了他们呈上的大红纸决心书及成果（模型什么的）。我记得我们系的代表除了吹一通加速器之外，还宣称要放火箭。后来，我们系果真在运动场上放过“火箭”，其技术含量和烟花爆竹差不多。历史系代表庄严宣告：历史对共产主义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历史系改名为政治系！从那时开始，我校就没有历史系了，大概到1970年代末再改回历史系。最后桂书记作指示，肯定了我校广大师生反右倾运动的革命积极性。

这回桂书记和两年以前那种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样子大不一样，调子很低沉。一上来大谈人民公社60条，什么三级所有、以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性（1958年的一大二公不对），又讲了“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是谁？桂书记含含糊糊始终没讲清楚。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以至于坐在后边的同学高喊听不见（胆子够大的），桂书记听见以后，立刻放大了音量。

桂书记说成熟的农村劳动力应该为30岁至40岁，而安徽全省有数百万的缺口，等现在的农村青少年（17、18岁）长大还需10年左右，这是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至于这个缺口怎么造成的、几百万成熟劳动力在哪里蒸发了？桂书记没有明说，他很清楚听众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你不能不佩服桂书记：他始终不说人饿死了，但他告诉你几百万人没有了，有“缺口”了。

曾希圣下台不久，桂林栖也被免职，后来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了党委书记。

京剧朋友·1

江淮大戏院是当年合肥最豪华的剧场，凡是外地来的大剧团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总在那里举行，票价也是最贵的。我去过几次，同去的有刘听泉和孙伯年，我们去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演出，我们3个人都喜爱京剧，在京戏方面有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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