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傅斯年的《东北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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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出版于1931年，主要讲述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东北史纲》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他在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提到：“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该信中提到的“小册子”便是后来出版的《东北史纲》。

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进一步阐明其两大撰写动机。

其一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

他写道，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俄交战，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中俄关系发生变化。其后，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先后提出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对嫩江、锦州、上海等地发起侵略。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

其二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

他写道，日本人的此类“指鹿为马”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辩了。

1932年1月,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傅斯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这部著作，并同时请李济翻译成英文，是要完成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

正如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所说：“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东北史略》赶于十日内成就，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此事关系重大，年去后恐难进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沪，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

也正如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所写：“敝所编辑《东北史纲》一巨册，约于下月出版，其英文节略一小册，今已赶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

傅斯年等人原计划是写类似于东北史一书，共分五卷,于五卷前有《卷首•引语》和《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这里所说的是傅斯年写的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从“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

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节。

第一节：为“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在本节内容中,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清野谦次的论点。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其结论云,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在此奉天穴居中‘惊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此种陶器‘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结论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后经研究指出:“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

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曰:“总结说来,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吾人可说,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独与中国人为最近。然则此石器时代之貔子窝人,谓为与近代中国人之祖先为一事,实最可通之说也。”

运用考古成果,指出了从远古时代开始东北与中国同宗同族。尤其是“在东北考古得如此结论者,不特为两君(安特生、步达生)然,日本学人之凭证据者,亦未能立异说者”。傅斯年以考古发掘为根据,并且引用日本学者的结论来加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击了日本人的谬论。

第二节；为“肃慎(挹娄)女真”。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是其一脉相承的祖先。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在是节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传》、《国语》、《周书》、《书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论语》、《说文》、《后汉书》、《魏志》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节:为“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于此,傅斯年运用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通过比较研究,傅斯年得出结论,说:“此一线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业,与秦汉以来之东北部落导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触与混合也。东北部落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由此证据,可谓得一大路也。”

第四节:为“殷商与东北”。傅斯年以两事为证: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鲜与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认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就历史之系统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更不待烦言然后解也。”

在本章最后,傅斯年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更能够使人清晰地了解到东北与中国之关系,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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