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80年代：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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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获得了较多的各国经济发展的知识，特别是过去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现在已经跻身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坚定地实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才能与发达国家共享文明成果，促进本国现代化的实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可能是50年。到本世纪末还有22年，22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22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根据这一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的方针。

邓小平倡导的对外经济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执行的以替代进口品为目标的战略不同，而是与日本和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四小龙”相类似的出口导向战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初期，中国领导人就为东亚地区的日本和“四小龙”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整个经济高速成长的经验所吸引，决定采取出口导向的政策，充分发挥中国在劳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以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这样，在1978～1993年期间，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逐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向出口导向转轨的主要标志，一是逐步打破对外贸易垄断制，弱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部分放开外汇市场，实行双重汇率制度。

第一，采取措施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打破外贸垄断制，包括：将外贸审批权下放到省市一级政府；批准成立了各工业部所属的外贸专业总公司，授予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外贸自营权；赋予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外贸权，即外商投资企业有权经营企业自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还广泛使用配额、许可证等手段来限制进口，以后就逐渐减少。到1980年代末期保留进口许可证的商品还剩53类，受管制商品贸易额占进口商品总额的46%。与此同时，逐步降低关税保护水平。1982年中国关税平均法定税率高达56%，1992年下降到43.2%。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部分放开外汇市场。在传统内向型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等对外经济活动由计划调节，外汇由行政分配，汇率由行政规定，为了与进口替代的投资政策要求相配合，通常采取本币高估的政策。改革开放开始时，人民币的官定汇率处于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高位。1980年10月，国务院决定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中国银行在人民币内部贸易结算价（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10%的浮动幅度内进行外汇调剂交易。1985年以后，首先在深圳等特区，随后在其他省市普遍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同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汇管理部门买卖外汇。调剂市场也逐步放开汇率浮动幅度限制，完全由供求情况决定。这样就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

第三，开辟经济特区，建设出口产品生产基地。除了逐步打破对外贸易的行政垄断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在执行对外开放战略时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就是效法东亚一些国家的做法，开辟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境外投资，大规模建设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中国在确定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战略以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执行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有能够大量生产适合于发达国家市场需要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中国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缺乏拥有所需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生产企业，而先进的企业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才有可能产生和发展。中国幅员广大、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困难，中国领导人从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成功做法得到启发，决定采取建立经济特区的办法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这就是说，在全国统一市场（integratedmarket）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利用中国深圳等沿海城市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以沿海地区为战略重点，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推进。

1979年中国政府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适当利用市场；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出口。1980年，将原拟的“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做出决定，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全面实施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特殊政策。1985年，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92年，再开放一批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逐步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这些对外开放地区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

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划时代进度。

1.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对外开放政策促使的对外经济关系进步，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徘徊不前转向迅速扩张。外贸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除了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并由此导致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依托于对外贸易的加工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采取“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在产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利用境外设备、技术和资金发展本国的加工制造业。在早期，这种产业主要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生产产品替代进口品。随着有利于出口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强化，进口替代的成分就逐渐消退，重点转向了出口。

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其典型形式是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出口企业依靠国外进口的设备和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从日本、韩国等地进口中间投入品后，在本地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

1979～1993年期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93.3亿美元增加到1957亿美元，全国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4.5%。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居于世界第32位，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0.79%；199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增长8.5倍，达到1957亿美元，占世界货物总额的比重上升到2.56%，位次也上升到第11位。

图6.1中国的进出口贸易（1978～1993）（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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