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兄长卖国弟（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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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兄长卖国弟

1946年11月16日晨，秋天的南京路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残缺不全的路灯散射着惨淡的光亮。

在南京的东大街上，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车内，押着一位中年囚犯，他身着西装，神色显得憔悴，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车外飞驶而过的景物。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周作人。

突然，警车减速，随即刹车停住。周作人的身子不由地随着惯性朝前一扑，他急忙用手抵住车厢板，正在惊诧时，警车外传来了一阵阵口号声：

“绞死汉奸周作人！”

“严惩汉奸周作人！”

……

随着连续不断的口号声，周作人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几百名青年学生手举着标语，拦住了警车的去路。

周作人脸如死灰，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蜷缩在车座上不敢动弹。

警车上的警笛不停地凄叫着，但挡路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仍不肯退去。直到警方又调来数辆警车和摩托车队，才将这些学生驱散。

周作人的堕落与受审，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文坛引起很大的震动。除周作人的哥哥鲁迅是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这一亲属关系外，周作人本人复杂曲折的变化经历也引起人们深思。

周作人与其哥哥鲁迅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其才华学识在当时的中国属一流行列。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曾这样评论他：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然而，哥哥鲁迅是世人称道的民族英雄；弟弟周作人却沦为人类不齿的汉奸！同胞兄弟为何会出现这样迥然不同的结局呢？

除思想不同外，还与周作人本人的气质与家室有关。

抗日战争爆发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后来称之“西南联大”。当时，多数不甘做亡国奴的教职员工随校离开北平。而周作人却以“赘累太多”为理由没有南下。

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名叫羽太信子，这位受过日本高等教育的女子，对中国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性格也温顺，周作人是在日本留学时与她结识的。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身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对此是反对的，为丈夫着想，她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

但周作人却认为自己系一文弱之人，手无缚鸡之力，抗日能有何作为？妻子是日本人，留在沦陷后的北平，日本人总不会不给一点情面吧！由于学校迁移，他没有薪水，只得靠旧时的积蓄度日，每日埋头在他的“苦雨斋”里写小品，作起“隐士”了。

他想“隐”，日本人却不让他“隐”。1937年12月，日寇羽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教育部长。汤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为此竭力催促周作人出山。

周作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内心疑虑重重，虽汤尔和再三敦劝，他仍没前往就职。

日伪当时没能拉到周作人，革命的正义力量也没能拉动他。1938年5月，日本的“报国文学会”和日寇刺刀监护下的“中日文化协会”在北平举办了“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讲了话。他的讲话由日本的报纸登出，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全国震惊。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中国文化界，指出：

“周作人及其他参加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藉示精神制裁。”

而茅盾、老舍、郁达夫、胡适、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则想再拉周作人一把，由老舍倡仪，楼适夷起草，共18位作家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致周作人的公开信。辞意恳切，诚意灼人，信中说：“惊悉先生竟参加日寇在平召开的座谈会。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惋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的教授，复倍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昧却天良。”

周作人拿到信件，当晚和妻子羽太信子磋商。羽太信子出于正义感，对周作人说：

“离开北平吧，不去昆明，先去西安居住也行！”

周作人凄然地说：“中日战争不会就此结束，西安怕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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